1936年农历腊月的一天傍晚，我一家人正准备休息。忽然听见一阵急促的狗叫声，随后就听见有人叫门。我急忙提上马灯去开门，见三位背枪的陌生人站在门前，我吓了一跳，正准备问明来历。那三人中一位当官模样的人说：“老乡别怕，我们是做生意的，路过这里，想在你们家里住一夜，请行个方便。”我听他们操外地口音，不敢贸然收留，就去告知已睡的父亲。父亲听说后起床与我一同来到门前，那三位求住者见我叫出了家中掌柜，那当官模样的人附在父亲耳旁道出了他们是红军。父亲先是一怔，转而喜悦客气地让他们进到家中。被两名战士称作杨连长的人对父亲说：“老田，我们已经打听过你的为人处世，你是个大度厚道的人。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队伍，为老百姓打天下的，请你们不要害怕。”父亲是个走南闯北的人，见过世面，事前也听说过国民党政府对红军的反动宣传。如今，红军就站在面前，并不像反动宣传中说的那样，他们虽然穿着破旧，但待人客气，态度和蔼。于是，父亲的疑虑尽消，边递烟倒水边说：“不怕，不怕。”说着，忙叫家里人为客人准备吃喝。不一会儿，我妻子端来饭菜，父亲热情地招呼他们吃饭，还拉起了家常，恐惧紧张的气氛也早已消失。半夜里，两名战士出门去了，只有杨连长住在家里。第二天拂晓，狗叫声不停，门前传来杂乱的脚步声。我从睡梦中惊醒，打开门一看，顿时晾呆了，满院全是红军，战士们穿着破旧，头上戴的帽子绣有红五星，说话南腔北调，牵拉的战马也很瘦。我当时虽然在固原中学读书，但由于年轻，涉世不深，心中还是十分害怕。父亲倒是里出外进，应酬自如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当时到我家的红军一共有九十五人，领兵的姓白，战士们称他白营长。
红军到我家的时候快要过年了，家中正忙。红军的到来使我们忙上加忙，当时全家人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接待红军上。父亲吩咐家人腾出几孔窑洞来，扫地烧炕，寻板支床，炕、床不够用的就在窑内地上铺着麦草，供红军战士居住。时值寒冬腊月三九天，西北风卷着雪花，天寒地冻。红军战士穿的都很单薄，大多穿着圆口黑色布鞋，没有棉衣、棉鞋御寒过冬。父亲就让家人找出毛毡、皮袄、被褥等一切能铺盖用的东西供红军使用，还把自己住的窑洞让出来给白营长和杨连长等几位干部居住。他们所住的窑门口有战士站岗，窑内桌子上摆放着无线电台，不时发出滴滴答答声。
白营长、杨连长和战士们都很亲热地称父亲“老田”，让他进出随便，如对待自己同志一般。红军在我家居住期间，起得早睡得晚，纪律严明，从不随便拿家里的东西，使用过的什物就放回原处，还经常帮助我们担水扫院，家里的活抢着干，还让卫生员给我家帮工的小孩看病。时间长了，大家彼此都熟悉起来。我和父亲帮助红军料理外面的事情，东奔西跑。我妻子韩正英当时有孕，仍每天帮红军烧水、做饭，有时还缝缝补补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年纪小一点的红军战士称她“大嫂、大姐”，年龄大一点的战士叫她“小妹”。一个农村的妇道人家，没见过大世面，对这样的称呼她还害羞，觉得怪不好意思呢。
红军的到来，给本来就有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增添了更大的生活负担。一下子添了这么多人吃饭，实在是应酬不过来。不是没粮吃，只愁做不出来。家里的两头驴拉石磨整天不停，只换驴不停磨。男人主要帮红军铡草喂马，女人拾掇粮食、推磨、碾米。家里的柴火不够用，就派人赶着马车、毛驴到百里之外的银洞子拉驮煤炭供红军使用。尽管如此，一切都还是很紧张，供应不及。我家光阴当时在本地虽好，但吃的主要是秋粮，如小米、黄米、荞面、筱麦面等，麦面不是主食；蔬菜大都是家里腌制的咸白菜、酸菜、萝卜菜、咸韭菜等。红军一日三餐，早晨天不亮就起床喝米汤、吃蒸馍，中午一般吃黄米干饭和土豆等烩菜汤，晚上大多吃荞面饴铬（一种用荞麦面做的地方小吃），有时也吃白面条。红军走南闯北、行军打仗是从艰苦中过来的，从来不挑食拣饭，做啥吃啥，很好招待的。过年时，为了给红军改善伙食，家里杀了两头猪、十几只羊，使多为南方人的红军战士，在我家度过了一个具有北方风味的传统节日。红军干部、战士很高兴，与我们一家的关系更亲密了，他们都夸父亲是个好人。过春节时，我到甘家沟给表兄王连英拜年，发现他家也住有红军，虽然没我家的多，但也有不少人。我这才知道，周围还住有红军。
过春节后，白营长就与父亲商议，让我们再想点办法，以解决眼前的困难，并试图做父亲的统战工作，要他筹措一些供战士们化装外出侦察敌情和搞地下工作使用的东西。父亲是个明白人，爽快地答应了。他派人赶着毛驴到固原、平凉购回了四口系带锅、六口大缸、三块杏木案板、两个面柜和上百个碗碟，供红军使用；还帮红军购回一些笸篮和日用小百货，诸如针头线脑等一些常用的东西。这些东西购回后，白营长就组织战士们化装成老百姓，有的担着笸篮、有的背着包袱、有的牵马驮着羊皮，全都扮成串乡的小货郎和过往的皮货商。那些日子，红军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吃过早饭，或独自一人，或三三两两地分头外出活动。有的当天很晚才回来，有的几天才返回一次。他们早出晚归，是经常的事。后来才听父亲说，他们出去大多以做生意为掩护，到城子杨家、白杨城、草庙子、王家洼子、石家沟口、峁家堡子、店子洼一带，远到三岔、环县、毛渠井、镇原和固原等地走乡串户，侦察敌情，筹集粮秣，收集有关情报，接收西路军突围时失散归来的人员。
红军在我家前后住了近三个月。时间久了，父亲的为人深得红军的信任。一天，白营长拉着父亲的手说：“老田，这些日子，我们确实给你家增添了不少麻烦。经过交往、共事和考验，你是一个信得过的人，为红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，我们已把你当成自己的同志。随后或等将来革命胜利了，我们会派人和你取得联系，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。”自此，红军就称父亲为老田同志。当时我妻子不懂，还偷偷地问我：“爸明明叫田兴旺，红军为啥叫他‘同志’？”我给她解释说：“同志是他们内部的称呼，就是志同道合的意思。红军把爸当成自己人了。”
3月初，住在我家的援西红军出发前，他们在墙上刷写了标语，宣传共产党、红军的政策和政治主张，动员当地青年参加红军。为了欢送红军，家里杀了几只羊、一头老牛，来慰劳红军。父亲高兴地说：“红军就要走了，咱们好好地招待他们一下。”家里人像过节待客一样，做了十桌当地待客最高礼节的“十全席”。父亲还拿出白酒、黄酒、蜂糖酒给红军战士喝。席间，父亲和白营长分别讲了话，并称这顿饭为“五湖四海饭”，还燃放鞭炮，以此助兴。这天，大家都很高兴，有的战士与我们建立了友情，离开时依依不舍。红军走时，父亲还送给他们马一匹、驴三头、锅两口、军粮十余石及部分草料。白营长就将半张用毛笔书写的黄纸交给父亲，上面大概写着，经考验，田兴旺是个诚信老实的人，并为红军作出过重大贡献，决定接收为中共地下党员等内容，盖有“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政治部”的四方大红印章和白营长、杨连长的私章。白营长拉住父亲的手一再叮咛：“老田，你现在已是党的人了，将来为党还要做更多的事。这个党证是你的荣誉，也是红军在你家住过的凭证，一定要秘密地收藏好，任何时候都不能让敌人发现，更不能随口向别人提起此事。如果一旦被敌人发觉或走漏风声，你就会遭杀身之祸。一定要细心、谨慎，等将来革命胜利了，你只要拿出这个党证，家里就会受到共产党政策的照顾。”
红军走后的十多年，国民党部队、地方自卫队和马家队伍，三天两头地到庄上、家里催粮要款，父亲唯恐党证被查出，情急之下，就藏到牛圈窑的墙壁缝中，然后泥好。时间久了，党证因墙皮脱落而遗失。1951年，解放军代表和工作组来我家调查核实情况，工作组的人问父亲：“经我们调查，你们家当年住过红军，为革命曾做过贡献。红军留下证明没有，请你拿出来，帮我们核实，当地政府会给你家适当照顾的。”我和父亲向工作组讲明了红军当年在我家的一切情况，然后到牛圈窑里墙壁缝中去找红军留下的党证，几乎把墙皮全铲了，最终还是没有找到……
如今，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。我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，切身体会到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好。就拿现在来说，吃穿不知比过去好几十倍。真是点灯不用油，耕地不用牛，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。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过去连想都不敢想，如今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实现了。（口述/田德林 整理/田志刚）